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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像那句话说的，幸福是相似的，不幸却各有不同。
在民政局门口，高美琳很容易就能看出谁是来结婚的，但是用尽自己的人生经验，她也不能完全分辨出离婚的人。
一前一后永远隔着三五米的距离，看起来就非常FH至尊漠的两个人像是来离婚的;朋友一样互说再见，然后立刻朝两个方向走去且头也不回的两个人也像是离婚的。但除此之外，高美琳也见过一对夫妻办手续前相谈甚欢，办手续时互不搭理，办完手续又热切交谈——追问之下，他们才吐露，是“为了房产假离婚”。
中央美术学院读大三的时候，高美琳想找到这些离婚的人，为他们拍一组”离婚纪念照”。
据民政部数据显示，2018年中国全国离婚登记数为380.1万对，平均下来，每天都有万对夫妻决定终止婚姻。深入一些离婚故事后，高美琳形容自己“像介入一个深渊”。出轨、贫穷、三观不合、家族矛盾、分居、产后抑郁……都有可能让两个曾发誓永不分开的人突然分开。离婚后，有人成了亲密好友，有人再也不见，有人复婚，有人矜持礼貌形同陌路……
高美琳给这些离婚的人拍照，也倾听他们的故事。一对夫妻，离婚后因为要照看外孙又聚在一块，看起来像一家人。拍完一张合影后，女人招呼高美琳再帮着多拍几张，但男人连连摆手“不要不要”。高美琳感觉，女人想和男人多待一会，但男人的心已经不在这儿了。
拍摄到最后，高美琳让他们给对方留言，女的写了句“想靠靠不住”，男的写了“生活更美好”。
高美琳的毕业作品展。(受访者供图)
给离婚夫妻拍合影，这事儿几乎没人干。
影楼不干，照相馆不干，就连民政局的照相机也不干。同一台照相机，给办结婚的小夫妻拍合照，至于离婚人士，一人咔嚓一声，只给拍单人照。
虽然从理论上，这能做成一门挺大的生意——结婚登记率逐年往下掉，离婚率却昂起了头，逐年上升，这意味着日渐庞大的客户量。不过在搜索引擎里搜“离婚纪念照”，页面会提示，已为您显示“结婚纪念照”的搜索结果。
离婚人士们更多关注的是“离婚了，当初的合影怎么处理?” ——有人把照片藏起来，不愿再打开，有人剪了，剪到手指疼，有人烧了，有人丢了，有人专门买了个碎纸机，还有人把曾经婚礼的视频光盘掰了。没人想拍什么“离婚纪念照”。
但高美琳想做，她还想把这个当成自己的毕业作品。
她先找到了民政局旁的小照相馆，一些来办离婚的夫妻会在这里拍单人证件照。她设想，男女方都在，自己快门一按就拍完了。但说明了来意，还没来得及和当事人沟通，小照相馆的老板先回了高美琳一句“你神经病啊”，然后把她赶了出去。
于是她换了种思路，2018年夏天，她的相机架在民政局门口。
高美琳先是偷拍，但考虑到肖像权与隐私，偷拍的照片只能无限期沉睡在电脑里。她只好寻找那些离了婚的男女，慢慢说服他们再见一面，拍上一张合影。
被拒绝在意料之中，和那些曾经的夫妻商量拍照时，人们下意识说的是“我们实在没法再见面了”。但总有人，离了还得再见。“假离婚”的自不必说，其他真正发誓想过再也不见的离婚夫妻，也多要为生活低头。
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2011年数据显示，当年高考前20天该院受理离婚案件38件，但高考后20天受理离婚案件145件。被称为“绝不是临时起意，早就蓄谋已久”的高考后离婚族，有的好不容易捱过了孩子高考，说了再见，但一个月后，孩子报志愿时，又聚在一起商量。
在高美琳看来，两个曾在一起的人，曾有过一个“共同组建家庭”的心愿。就算心愿破碎了，家庭还把他们联系在一起。
有人相聚在房管局大厅里——女儿要结婚了，他们凑在一起，把房子过户到女儿名下。高美琳拍下这个瞬间，那不是摆拍，她不会告诉被拍摄者谁该站在哪儿，做什么姿势。场景是被拍摄者自己选择的，高美琳只是捕捉、记录。
还有一张照片的拍摄场景，选在一个昏暗的小房间里，这是这对离婚夫妻第一次相遇，并一起生活20多年的地方。情感上他们曾有过无法迈过的坎儿，无法跨越。但离婚两年多，因为生计，二人离婚不离家，财务不分开，共同照顾着女儿，经营着一家家庭照相馆，分房而睡但依旧生活在一间屋子里。用高美琳的话说，“两个人还是捆在一起。”
一对离婚多年的中年男女，因帮儿子照看小孙女而稳定持续地见面。平时，他们以家庭里“爷爷奶奶”的身份交流，只聊孩子，不聊自己，气氛不算友善。但一次和高美琳一起吃饭时，他们放下“爷爷奶奶”的身份，开玩笑似的喝起了交杯酒，只是感谢对方，敬那些一起走过的日子。
多年以前，男方曾犯过错，如今，在持续不断的补偿下，前妻已经原谅，男方也重新组建了家庭。高美琳见过，小孙女从远处跑来伸出双臂，拥抱一个爷爷和两个奶奶。当被要求互相留言，对于那段曾经的婚姻，男人说“离开不一定是痛苦，只要关心对方，关心孩子”。“没什么说的，不恨你。”女人说。
高美琳拍得最揪心的一张离婚纪念照，是单人照。
离婚后，女人的前夫去世了。傍晚，女人独自来到他们曾一同生活过的“家”，房子已经换了主人，但楼栋口的感应灯“听”到脚步声，又亮起了熟悉的昏黄的光。照片中，女人望向“家”的方向，身躯隐于夜色，看不清表情，那盏感应灯只能照亮有限的区域。深蓝色的夜空，楼群是巨大的黑影，偶尔点缀几家灯火。
高美琳记得，拍照时女人强忍着泪水。鼓足了勇气离婚，但再婚后女人的“新生活”也并不好。离婚没有使一切困难都迎刃而解，更没有将人从泥潭中永远拔出。
女人给去世的前夫留言“你在天堂，我在人间”。
拍完这张，高美琳大哭一场。
房管局里的离婚夫妻。
流苏树下离婚又复婚的一对夫妻。
高美琳的父母。
高美琳最终找了12对离婚夫妻拍合影，答应拍照的大多都是中年人。
寻找拍摄对象时，一位刚离婚的年轻人絮絮地讲着和前妻的故事，感觉快要哭了。离婚后，前妻辞掉了在北京的工作，远走香港读研。但当高美琳建议他买机票去香港找她时，男人拒绝了，“真的不行，我不想再打扰人家的生活了。”
而很多答应高美琳拍照请求的中年人说，“人到中年，想开了”。
有对离婚了又复婚的夫妻，兜兜转转后发现还是对方最好，他们笑容舒展、相靠而立，站在一棵流苏树下。肢体接触不骗人，那是流苏花开得最旺盛的时节，远远望去，满树的花儿，像一团云。他们说“就在这儿拍”。男人说，“希望我的女人幸�？炖郑宦酚形�。”
每一张照片背后都是一个故事。高美琳拍的最后一张照片是她父母。
因为性格不合，父母在高美琳读初中时离婚，之后再没见过面。高美琳说，拍这组照片的“私心”就是让他们再见一面。
父母离婚时，为了不影响美琳学习，他们没直接告诉她，还是生活在一个家里。但高美琳有感觉：他们突然不再吵了，爸爸回家的时间变短了，频率变成一周一次。无意中在抽屉里看到父母的离婚证时，她终于找到了证据，自己的家不在了。除了难过，她还有些如释重负。
离婚后的父母在不同的轨道里各自向前，母亲继续做着大学教授，父亲开了辆房车，四处游玩。
但高美琳觉得，问题没完。
父母在她身上寻找对方的缺点，好像优点都遗传于自己，缺点都是因为有个那样的爸妈。“甚至有段时间我觉得我妈恨我，因为她在我身上看到了我爸的影子。而爸那边也有时会数落我：你不要这样，和你妈似的。”高美琳觉得自己“两边不是人”。
当她提出要父母一起拍照时，妈妈首先不同意。高美琳决定坚持，她直白地“逼迫”，“只有你们见一面，让我拍张照片，我才能毕业。”于是父母乖乖就范。
父亲从外地飞回烟台，母亲放下森严的心理戒备，8年后的春天，一家三口在家乡重聚。
给父母拍照片的地点，是高美琳选的。那是她家旁边一座小岛。他们一家以前常来这里的一家拉面店，她从小吃到大。
拍摄的那天，她觉得很开心。多年不见，父母间礼貌而陌生，高美琳用幽默调节气氛。看到了好看的景色，她跟爸爸合张影，跟妈妈合张影，再帮爸爸妈妈合张影。
小岛上有一个荒废的烂尾酒店，到里面去需要翻过一道围墙。爸爸喜欢探险，妈妈惯于保守。要不要跨过这道墙，妈妈犹豫了，但已经先跳过去的男人和女儿朝她伸出了手。翻过来后妈妈也承认，这是个好地方，海面开阔，海风宜人。爸爸妈妈面朝大海，高美琳在他们身后按下快门。
“没有任何争吵，没有任何不愉快，很幸福。好像回到了小时候，爸爸妈妈带我去春游。”高美琳感觉自己“完全地沉浸了，忘记自己要拍照，忘记这是个作业，只是大家一起出去玩。”
直到离开小岛，她面临着选择，是坐爸爸的车，还是妈妈的车?这是她每年都要回答的“去谁家过年”的衍生版问题。站在两辆车子前，她突然意识到：我的家已经不在了，梦醒了。
但一些梦里的美好延续到了现实。妈妈不再提起爸爸的不是。过了一段时间，爸爸对她讲，“其实你妈妈真的挺好的，和你妈分开，我也很难过的。毕竟真心好过，只是不懂得如何相处。”
高美琳不太清楚那次相聚后，父母有没有再私下联系过。但她认为，“最重要的不是彼此联系，而是与自己和解，真正的释怀。”
拍离婚纪念照前，高美琳从没和别人说过自己来自“单亲家庭”。妈妈告诉她，不要和别人说，这事不太好。后来她想明白了，独自带着一个女孩，妈妈怕被欺负、被说闲话。
住在一所大学的家属院里，邻里互相都认识，但没人知道高美琳的妈妈已经离婚了。有时妈妈的朋友来家里玩，提及爸爸时，美琳会帮着圆谎，假装他们还是夫妻。
揣着这个“秘密”，偶尔会有些压力。高中时，高美琳甚至会因此害怕失去朋友。但到了大学，她发现同专业两个宿舍的8个女孩里，5个人来自单亲家庭。这让她意识到，单亲不是个例，离婚是个很普遍的社会问题。
“身边同学不会藏着掖着，他们会很大方地说出来，我的爸爸怎么样，另一个爸爸怎样。”从朋友那里，高美琳获得了力量。“正是在这样的家庭，更意味着要独立。可能很多人会存在偏见，认为单亲家庭的孩子看见的家庭不是圆满的，所以他以后的家庭也不会圆满，我觉得这些言论都特别可笑。”高美琳说。
她决定以离婚纪念照做毕业作品。为此，她和妈妈沟通过，妈妈想不明白：家丑为什么要外扬?女儿为什么要揭人伤疤?女儿在美术学院，为什么不去画画、雕塑，非要搞“离婚”这种严肃的社会话题?
妈妈的质疑，高美琳熟悉。她被问过很多次，有人柔声细语地问，有人拧着眉头一脸鄙夷地问，还有人隔着屏幕给她发来文字。拍摄中她无数次动摇想放弃，也都是始于这个问题。因为她也没有一个确切的答案，甚至每一次被问，都让她陷入反复的自我怀疑，“我做这个真的有意义吗?”
老师一遍遍肯定她，告诉她，她正在参与一项社会学的议题，先不要想具体的意义是什么，只有先做完，才能思考出整体的意义。这与通常情况下年轻人熟悉的做事方式相悖：先看得收益，才去付诸行动。
后来，高美琳的毕业设计取名《离婚纪念照》，在2019年中央美术学院毕业作品展上展出。12对夫妻的照片中，高美琳选了10张打印好，装裱在极素净的白框里，挂在墙上。被拍摄者写给对方的留言条被图钉摁着扣在照片旁边，图钉是几块钱一大盒的那种，没颜色，纸条也是随意从不同本子上裁下来的。再加一个留言本，供观展的观众交流意见。这构成了高美琳的全部展览。
展出时，照片连玻璃罩子都没有，一点不和观众隔着，直白。
高美琳混在观众里观察大家的神情，参观她的作品时几乎没人笑着，也没人像来一个网红地似的拍照打卡。了解到她在做什么后，人们的表情常从茫然转为严肃、或者痛苦、淡然。她印象很深：有中年人在照片前驻足许久，看完了每一张留言条，又翻完了一本观众的留言。
留言本里藏着很多心事，有人写“我的父母离婚已有14年了，从幼儿园到大学，我成长在两个破碎但又很爱我的家庭里，我很开心，这样没什么不好。”还有陌生人加上高美琳的微信，和她聊自己的经历、自己的爸爸妈妈和家庭。
父母也分别来看了她的展，他们认可了她“做一点和社会相关的东西”。
不过，“这个展览究竟有什么意义?”高美琳依然很难给出标准答案，她说“整个过程都是我在寻找答案的过程”。
当被问及还是否相信婚姻、相信家庭时，她脱口而出“我相信”。爸爸曾告诉高美琳，妈妈在离婚前和他说的最后一句话是“我就是要给我的女儿做个榜样，如果以后她的婚姻不幸福，她也能勇敢地离婚。”
《离婚纪念照》的展览已经结束，但真实人生还在一刻不停地继续。
毕业后，高美琳偶遇了一位因低血糖晕倒的男子，吃了糖，男子缓过来，他说自己上午刚去办了离婚，因为得了癌症，最多还能活3个月，他不想拖累妻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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